飞鸽: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

来源: | 发布时间:2019-10-06 00:36

 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段与自行车有关的回忆。

  1983年,魏刚技校毕业被分配到生产飞鸽的天津自行车厂。一进厂区大门,他就被“争创利税两亿三”的大标语给震惊了——比起自己每月37块钱的工资,这个目标更像一块磁铁,把整个人都吸起来了。

  更让魏刚惊喜不已的是,上班没几天,就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“购车票”。这种只有国营大厂才有的内部福利,在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年代,给他带来无以言表的自豪感。

  有一段时间,飞鸽自行车一直供不应求,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。改革开放后,从1985年日产1万辆,到1988年年产660万辆,飞鸽迎来产能快速扩张的历史高峰期。

  然而,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日渐式微,市场竞争打破了国有自行车产业体系,一票难求的日子结束了。中国自行车产业的三大品牌——飞鸽、凤凰和永久,相继出现严重滞销,经营状况急转直下。1992年,飞鸽出现历史上首次亏损,失去了洋溢多年的荣光。

  为了拯救这个承载国民记忆的老品牌,飞鸽改革自救的突围始终没有间断过。

  4年前接任飞鸽重组改制存续企业——天津自行车厂厂长的魏刚,言及企业兴衰,难免五味杂陈。飞鸽自行车已改由其他企业生产,该厂自1997年以来,没有生产过一辆自行车。

  “现在主要是‘守摊儿’,消化历史遗留问题。”这位56岁的“留守厂长”,虽已进退有度,仍心有不甘。他还惦记这只受伤坠地的“鸽子”,是否还有机会重返天空?!

  从美国总统代言到中国总理站台

  从天津劝业场沿滨江道向东而行,不远处有一幢普通的四层办公楼。如果不留意门口的牌匾,根本看不出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飞鸽集团。

  “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飞鸽的发展!”董事长杨国发指着走廊上的历史照片,向记者讲述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当年视察时的情形。

  早在天津解放之初,刘少奇亲自调拨13万斤小米,作为这个军管自行车工厂恢复生产的经费,鼓励工人们搞革新、造新车。飞鸽,早就被寄予厚望。

  寻根溯源,天津自行车的历史地位无出其右——

  1936年,日本人小岛和三?在天津开办“昌和工厂”,组装生产中国历史上第一辆自行车——“铁锚”牌自行车。抗战胜利后,这家工厂经军管收归国有,转产“胜利”和“中字”商标的自行车。

  1949年10月1日,该厂正式定名为天津自行车厂。据考证,生产“永久”的上海自行车厂和生产“白山”的沈阳自行车厂,也都源自小岛和三?创办的自行车厂。

  1950年7月5日,新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,在天津自行车厂诞生。适逢世界和平运动兴起,人们将这批自行车命名为“飞鸽”。

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企业生产什么,为谁生产,全部由国家说了算。天津自行车厂干部职工艰苦创业,使飞鸽成为驰名全国的名牌商品,以及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。

  1965年,飞鸽年产量突破40万辆,跻身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厂。鼎盛时期,天津市一轻系统产值的1/2、工业系统产值的1/6,都来自于飞鸽自行车。

  1989年2月25日,新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率先访华。在钓鱼台国宾馆,李鹏总理将两款颜色鲜艳的飞鸽自行车,作为国礼赠送给老布什夫妇。按照国礼标准,飞鸽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友谊,也代表了中国轻工业的水平。

  “好极了,美极了!”老布什总统连声赞叹后,兴致勃勃地骑上飞鸽自行车,让在场的国内外媒体记者拍照。早在20世纪70年代,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,经常和夫人芭芭拉骑着飞鸽自行车,穿行于北京大街小巷,被人们称为“骑自行车的大使”。 

  出访回国后,他又在白宫草坪上骑行飞鸽自行车,再度引起美国媒体关注。一时间,“布什”“芭芭拉”款式飞鸽车,吸引众多外商专程赴天津看样订货。

  前不久,记者来到位于天津静海区的飞鸽产业园。在“国礼飞鸽”的红色展板上,“荣耀”两个大字格外醒目。飞鸽自行车先后11次作为国礼,赠送给老布什、卡斯特罗、奥巴马、卡梅伦等各国政要。

  据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英透露,国礼同款自行车已经投放市场。至于赚钱与否和产量多少,她只是笑笑,没作回答。

  2016年6月26日,正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李克强总理,走进飞鸽自行车天津胜利路体验店。他拿起挂在墙上的两个车架,用手掂了掂分量。在听取张金英介绍车载通信、运动音乐、健康监测等新功能后,李克强还现场试骑了飞鸽智能自行车。

  他说,我愿为中国自行车做广告,更愿为“中国制造”智能升级“站台”。

  从国民车到国礼车,从美国总统代言到中国总理站台,飞鸽的品牌资源优势无可比拟。“随便拿出一个硬核广告,都让人惊掉下巴!”引得民企老板们羡慕不已。

  进入新世纪以来,飞鸽屡遭挫折,表现也不尽如人意。董事长杨国发坦承,作为集团唯一还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,目前飞鸽车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,被共享单车三角债严重拖累。

  “飞鸽名下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都没了,只剩下自行车还在生产。”杨国发语气诚恳地说。

  对于一些传统品牌而言,历史悠久、内涵丰富绝非溢美之词,而飞鸽这样的大众消费品,唯有创新才能保持品牌的生命力。有业内人士认为,企业不能仅满足于国礼的荣耀,应该在满足更广大用户需求上突破。

  改革自救“砍树留根保牌子”

  记忆中的飞鸽,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时代,是最具代表性的自行车品牌。

  传统自行车行业劳动密集,具有组装型产业特点,普通零部件生产门槛较低,开放性显著。据全国轻工系统自行车企业的调查,1980年,永久、凤凰和飞鸽等三大巨头人均劳动生产率,分别为每年597辆、560辆和475辆。相比之下,企业管理差距显而易见。

  1988年6月,由21家企业组成的飞鸽集团宣告成立。这个职工总数3.5万人的大型企业,仍以扩大产能规模和满负荷生产为前提。而在集团成立的前一年,天津自行车厂已决定全面调整产品结构,加快产品开发进程,改革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生产模式。

 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、时任飞鸽集团总经理邢起富担心,如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,跟上时代步伐,飞鸽总有一天会从天上摔下来。孰料,竟一语成谶——由于改革目标多元,管理体制多变,忽视市场环境和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,飞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。

  最早对飞鸽品牌构成威胁的,是由行政命令决定“红改飞”的品牌合并——将天津自行车二厂的“红旗”牌自行车,换上天津自行车厂的“飞鸽”牌标识,以提升其产品售价套利。很快,由于“红改飞”自行车被称为“假飞鸽”,遭到消费者抵制而被迫终止。

  接下来,他们又尝试与外省市扩产联营、与民企合资办厂,试图通过品牌授权收费模式,实现品牌变现和市场扩展。然而,随着管理粗放和质量失控,市场上出现大量“鱼龙混杂”的飞鸽自行车,假冒飞鸽商标不下百十种,飞鸽品牌形象再遭重创。

  正如一位民营自行车企业老板所言,“当年一些国有企业搞品牌运营,就跟吃鸽子一样,先拔毛,再吃肉,最后剩下的是骨头。”话虽尖刻,却不无道理。

  为了保住飞鸽品牌,天津自行车厂突围自救的场面极其悲壮:1996年,职工内部集资1100万元,誓与企业共存亡的决绝,并未遏止亏损的厄运;接着又从银行和财政贷款1200万元,投下去的“血本”再次打了水漂儿。

  1997年,这个万人大厂回天无力,被迫全面停产。

  当时,“小而专”的民营组装小厂,将“大而全”的国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——普通自行车市场价格已被压到200元左右,飞鸽的成本就达600元,生产越多亏损越大。

  1998年1月,整体扭亏无望的飞鸽,壮士断腕,决定抽调精干人员、技术和设备,单独组建一家国有独资子公司改制求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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